图为2017年11月20日，湖北随州市随县近百名来自各乡镇的医务工作人员在县政府前举横幅，要求当局“还我编制，还我身份”。（受访者提供）
中共正在加紧对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要求今年年底前全面取消事业编制，包括取消医疗和教育的事业编制。另外，中共今年将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增加警力投入，辅警也将涨薪入编。那么，中共这一切措施的背后是什么？
大陆媒体近期报导，自2019年初开始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已进入尾声，从今年起，32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在年底前将全部转企改制，取消事业编制，编制工变合同工。报导说，国家已明确今后高校和公立医院取消事业编制，但保留事业单位的性质，未来高校和公立医院将实行全员合同聘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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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独立评论人士张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取消事业编制是因为当局“财政吃紧”。
在中国大陆体制中事业单位有两种用工制，有编制的用工和没有编制的用工，“有编制的用工，他们的工资会比没有编制的合同工高很多，没有编制的合同工的工资、酬劳又比市场工资要高一些，这就形成了一个在中国的事业单位用工的双轨制、多规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财政负担，他们认为改革用工制度能提高效率，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用工的开销。”张起说。
中共取消高校和公立医院事业编制的后果让很多人表示担心。有网民表示，医院和学校两大民生工程千万不能走向市场化，后果不敢想。也有网民说，医院和教师取消事业编就乱了，看病超级贵，补课比上学还平凡。老百姓水生火热。
“基本上的后果就是导致教育质量和医疗质量进一步的下降。”张起分析表示，在中国，老师的工资是靠课后的补课收入来维持正常的应有的收入；而医生，中国的医疗界有一些灰色收入来弥补他在公立医院工资的不足，也叫奖金或补贴。“如果进一步削减这一部分开支，其实会加剧这两个领域的一些社会问题的爆发。”
张起认为，造成教师和医生有“额外”收入的原因是中共对教育和医疗的长期投入不足。“一个政府在教育和医疗问题上是有巨大的投入的。在台湾、在美国，医疗和教育投入加起来占到了整个财政收入的40%以上，法国更高，占到了一半以上。但是在中国，这两个加起来可能不到8%。仅仅是我们的税负用于医疗和投入的比例不足台湾的1/5。”
“而我们整个的平均收入水平和人均税负率又很低，进一步导致了中国的医疗和教育资源的垄断化或者是稀缺。同时，政府又不开放这两个领域。你会看到，整个中国的医疗体制一边剥削医生，一边剥削患者，两边都在剥削，而整个问题就推给了社会，医疗却成了政府一个下金蛋的母鸡。”
张起表示，医疗和教育两个领域不能全面市场化，“市场化更重要的是在生产要素领域实行，在源头就要市场化，如果只控制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管死了石油、管死了金融、管死了整个的电力，这样的市场化不是市场化，这个是权贵化。这是用国有资本蚕食民间资本，用官僚资本来打压民族资本。”
他认为，中共对医疗和教育的管控，包括对整个电力、石油、土地这一些生产力要素的垄断，其实都是为了获取垄断利益，对社会实现超常规的控制，“就像以前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取消你的户口，那你在当地就分配不了粮食了，你就没吃的了。现在当局最好的维稳方式就是取消你孩子在当地的学籍，让你在当地无法受到基本的教育。比如说张林家小安妮的那个案子。”
张起说，取消编制问题，其实，中共是把对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的管控作为其实现对整个社会资源控制的杠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疫情以后整个党机器、整个的中共政府能够对全社会实现有效的动员、管控，这和它对这些东西的控制都是分不开的。如果对这一些东西失去了控制，那谁还听它的，那就没有人听它的。”
据资料，早在2016年7月，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在“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另一方面，中共在削减事业编制的同时，却对警力加大投入。大陆媒体报导，近年来，全国逐步在各地推行“一村一警”的村警制度。近期，又对全国400万辅警开始定级授衔、高薪资待遇以及身份转正（转为正式编制警察）。今年前两个季度，全国新增安保达329万人。
—— 全国推行“一村一警”的村警制度，可以身着“警服”，配备部分单警装备，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甚至协助破获命案。
—— 全国400万辅警开始定级授衔，薪资普涨，入编入警设“绿色通道”。
—— 全国前两个季度新增安保就业329万人。 pic.twitter.com/J0CoRFMknq— 李 庆 (@LQ0068) 点此链接观看视频或图片 July 30, 2020
张起表示，中共整个体制财政分配是畸形的，但这是为了达到全面控制，维护统治稳定。比如疫情这块，由于长期对医疗领域的投入不足，它不能像美国那样用医疗的方式来解决疫情的问题，它是用维稳的手段。
“因为医疗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比如要培训医生、我们中国的医护比，就是每千人、每万人平均分配的医疗人员跟美国相比，我们只是美国和台湾的零头，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来进行投入，无论是培训周期还是整个的配套设施，其价格远远高于请几百万保安的价格。”
“但由于它前期在维稳这块长期的巨大投入，无论是天眼、天网工程，整个维稳体系都已经投入了很多的固定资本。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对疫情的管控并不是用医疗手段来解决的，其实是用行政手段、用维稳手段来代替性的解决的。”他说。
张起表示，中共目前在维稳上已经陷入恶性循环，“前段时间有一个数据，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县的一个派出所大概每天接到60个报警电话，2019年，每天就接到了70到80个电话，今年开年的时候，他们接到每天的报警电话不下90个，一般在100左右，报警量每年在以20%到30%的幅度增长，说明整个中国由于经济问题的下滑，各种社会问题的突出，维稳也已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他说，现在中共没有任何办法能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只能捂盖子，只能扬汤止沸。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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