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大纪元 作者: 伊铃
2023年7月31日,郑治接受大纪元专访,公开披露活摘器官罪行。(伊铃/大纪元)
这是一个大善与大恶共存的时代,善与恶的价值观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针对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选择从善、发声制止,还是漠视、与魔鬼为伍,是我们必须作出的抉择。该文记述了一个让人心痛、让人思考,最终让人获得勇气站起来的中国人的故事……
(大纪元记者伊铃多伦多报导)29年前,一场命运的操弄,把一个天真无邪、活泼阳光的青年卷入一场惊涛骇浪之中。从此,这位拥有优越生活环境、仕途坦荡的年轻人,背负沉重的良心包袱,在负罪的阴影中隐姓埋名地生活。29年过去,当年的那位阳光青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板荡?
2015年2月一个最寒冷的日子,我执行一项事先并不知情的采访任务,在多伦多一栋随处可见的公寓楼里见到了这位受访人,那时,他以匿名方式公开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8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相遇,他终于鼓足勇气,公开现身,完整地披露了至今还在继续的惊天罪恶……
他的名字叫郑治,下面是他的自述:(文内有活摘细节过于血腥,慎入)
第一部分进入沈阳陆军总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东京陵,有一栋六层楼高的商住两用大楼,一楼是商铺,二楼以上是住宅。那是一个繁华的街区,当地有名的东昇诊所就在这栋大楼的一楼,诊所的主人就是我父亲,大家都称他郑医生。
我父亲在当地颇有名气,退休前是153医院职业病科主任,是医院技术权威人物,他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还被收入中国首部“寻医问药台历”。全院上、下员工见到他都毕恭毕敬。
郑治在大连陆军学校读医科,后排左7是郑治。(郑治提供)
郑治和家人在一起。(郑治提供)
青年时期的郑治。(郑治提供)
我父亲退休前就开了东昇诊所,我家有祖传中医,擅长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如结肠炎、哮喘等。那时,诊所人来人往、门庭若市,门前常常停满市政府和军区的车,当地市政府官员和军区官员常常带着司机、助手来诊所看病。
我家就住在诊所的二楼,我父亲是典型的东北汉子,热情、豪爽、好客,社交广泛,来往的朋友很多,来人就摆一桌,要么在家里摆,要么到对面的饭店。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当地市政府、沈阳军区好几位高级别的领导都是我家常客,与我父亲交情很好,那时侯家里特别热闹。
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和两个姐姐都很宠爱我。别看我现在这么内向,我以前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唱歌,朋友也多,经常和朋友出去吃饭、唱卡拉OK。那时,我在大连陆军学校读医科,周末时常有军区的小车接送我,大门站岗的士兵都认识我。有时候和同学翻墙出去吃饭,回来时,站岗的士兵一看是我,就放我进去了。
在当地,我家算是有一定地位的,我家要办什么事,基本上只要一个电话就搞定。
1994年我进入临床实习阶段,当时放假在家,等待找实习单位,没事我会去诊所帮忙。
有一天,沈阳军区后勤部的军官老福来到诊所,他一见我就说:“嗯,小治,你怎么在家?”
我父亲告诉他:“他正在找实习单位,能不能帮他找一个?”
“行、行、行。”老福连说三遍。
沈阳军区有好几家军队医院,都属于军区后勤部管辖。老福给我选了一家最好的医院——沈阳陆军总院。几天以后,他直接把我送到沈阳陆军总院,当天就办好住宿手续。原来他提前就办好一切手续了。这要是别人,连审批都需要几天。
沈阳陆军总院(现北部战区总医院)就坐落在沈阳市,是东三省的顶级医院。能进这家医院工作、实习,都是有来头的,这点大家心里都明白,从不互相打听对方的背景。
我是军区后勤部的军官直接送进来的,在这里更感受到十足的优越感。那时,实习的科室都由我挑选,我选择了普外科、心外科、泌尿外科。这些都是医院的热门科室,也是医院最挣钱的科室。
在医院里,并不是每个实习生都有机会上台做手术,因为带教医生要担当风险。但是我到每个科室都有很多机会上手术台,大家都知道我有背景,医生也希望跟有背景的学生接近。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特权社会,这在沈阳陆军总院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地方,只要有钱,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但在陆军总院,光有钱,没关系还不行。
医院的病人都是那些军区指战员或当地政府官员。那时,无论在哪个科室实习,经常有军官请吃饭、送礼,还有红包。那时候的礼物都是些杯子、丝巾、烟酒之类。我作为实习生,查房的时候,病人会私下给我一两百块钱红包。其他医生拿的更多,但到底多少不知道。当时我家条件比较好,我通常不要红包。
那个时侯,地方打架斗殴的事情很多,但从医院走出去的人都比较威风,没人敢欺负。很多在这家医院看过病的人都会留下联系方式,希望以后能多多联系。后来我也结交了一些当地各行业的朋友。那时候,我家有什么事,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办好。
这家医院有器官移植,那是全国都有名的,很牛的。我记得在心外科实习时,当时深圳有一个富豪,他特意坐飞机到沈阳陆军总院换心脏。不过,那时还没听说过“活摘”这个名词,这个富豪等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到匹配的器官。还有沈阳军区一个高级军官要换肾,等了3年都没有等到,都是靠透析维持生命。
那时,医院有很多人在排队,换器官是很难的。那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器官很难匹配。
第二部分参与活摘器官
秘密军事任务
后来我转到泌尿外科实习。有一天医院突然接到沈阳军区的电话,说是一个军事命令,要求医务人员马上上车,去执行一项秘密军事任务。
当时大概是下午时间,大家刚吃过午饭。科主任开始点名,医生、护士共6人,2名女性,一个护士长,一个护士,3名男军医,我也被点名。
没被点名的医生、护士被要求离开;点到名的人员则被要求留下来。然后科主任命令: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必须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亲人、朋友;任何人不得碰通讯工具。
电话机就摆在桌子上,当时,我很想跟家里打个电话。但这是秘密军事行动,谁也不能说。
然后,我们6个医生、护士马上集合,上了一辆被改装过的面包车。
我发现,医院出动了2辆同样的面包车,我们上了其中的一辆。我不知道另一辆的情况。在面包车的前面还有一辆军车,军车的门没关,里面是拿着枪的士兵。
当时,我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去干什么。
车子马上启动,军车在前面开路,出了陆军总院,就上了高速公路。开路的军车打着警灯,呜呜地叫,高速路上所有的车都让道,车子飞速前行……
一路上,大家一脸严肃,谁也不说一句话。车内四周已用淡蓝色布帘完全封闭,一路上也不让看外面。透过布帘的缝隙,我看到前面副驾驶座上坐着带枪的士兵。
过了一会儿,车开到靠近一栋建筑物的地方停下来,大家下车。我发现,这个地方周围都是山,建筑物的周围有穿军装的士兵站岗。有一个军官走过来接待我们,那位军官说,这是离大连很近的一个军队监狱。
活摘肾脏
当天晚上,我们一行住在当地军队招待所,那位接待的军官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在饭桌上,那位军官对我们的负责人说,明天取的器官健康、鲜活;还说,是一位不到18岁的青年,他的父母曾花费一万块钱把他送到军队。
晚上回房间休息,我发现我们的房间外面有士兵站岗。
第二天早晨,我和一个护士随2名军人到监狱里去采血。器官移植需要对血型,怕搞混。
取血回来之后,大家全都上车,车子很快启动,开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停下,大家都安静待在车上,谁也不说话。
透过虚掩的门缝,我看到,车子周围全是站着拿冲锋枪的士兵,所有军人都是脸朝外,背朝内。
我和大家在车上等着,不许有任何动静,气氛非常严肃。我发现,面包车后面的门没有锁死,是虚掩的。
过了不久,突然有人敲车门,随后门被推开,有4个体格强壮的军人押着一个人过来,上车之后,把那人平放在黑色塑料袋上面。车上早就铺好了一个特制的黑色塑料袋,大概2米多长,很宽。
我一看,这是一个年轻的男生,他的两只脚被牢牢地捆住,那是一种特制的、类似于纤维的、很细的绳,绳已经陷到肉里。他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他的脖子上也绕了一根绳,跟后面绑着双手的绳连着。只要踩着他背后这根绳子,人就起不来,人一动,就勒住脖子,人没法起来,挣扎不了。
这时,对面的医生告诉我:踩住他,不让他动。我按住了他的腿。我发现,他……的体温是热的,他……的喉部、正在流着鲜红色的血,整个喉部被血流模糊,看不清伤口的形状……
记者:郑治1个字、2字艰难地讲着,几乎讲不全一个完整的句子,他双手十指紧紧地抓住胸前的桌子边沿,身子横向移来移去,站起来,又坐下,然后半弯腰,半站半坐;他的脸型扭曲,双眼睁得老大,惊恐地看着我,又看着窗外,极度惊恐又无助,嘴里反复说着:“太恐惧了,太恐怖了……”
访谈进行不下去,我们被一种极度恐怖的气氛包围,时间仿佛静止下来。过了好一阵,郑治才开始断断续续讲下去:
这时,行动开始,在护士的协助下,所有医护人员迅速穿好手术服,包括帽子、口罩、手套,只留2只眼睛。我是助手,负责剪动脉、静脉、输尿管。
护士长很快用剪刀剪开他的衣服,然后在他的整个腹部到胸部,用消毒液大面积消毒3遍。
这时,其中一个医生拿着手术刀,从他的剑突下(胸骨下)作切口,一直划到脐部,做一个大切口,他的整个腹腔被打开。瞬间,血啊、肠子啊一下子涌出来……
另一个医生迅速把肠子推到对面,很快就取下一侧肾脏;对面的医生迅速地取下另一侧的肾……
随着手术的动作,我看到那个躺着的、可怜的人,他的腿在抽搐,他的喉部在动,但是已经发不出来声音……
“快,剪动脉、静脉!”医生对我说,我拿着剪刀,对着血管剪下去,哗,血一下就喷涌而出,我的身上、手上喷的全是血……
这血还在流动,证明人是活的。这太可怕了……
医生的动作非常熟练、速度非常快。很快,两个肾脏都取出来了,肾脏已经在医生手里了。医生用生理盐水冲洗肾脏血管,以防止血管粘连;另一个护士拿着一个恒温盒,2个肾脏冲洗完后放在恒温盒里。
活取眼球
此时,对面的医生让我取眼球。
当时我坐着,我向那人的脸部看去……天啊,他正睁着一对十分恐怖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眼神,看着我,正看着我……
恐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怖。他正看着我,他的眼皮还在动,他是活的……
此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这太恐怖了!我吓坏了,我全身僵直、发抖,虚弱无力,我已经不会动了。
难道是他?我想起头一天晚上在招待所时,那位军官在饭桌上对我们负责人说:不到18岁,是个非常健康的活体。
太可怕了,我对那位医生说,“我做不了。”
这时,对面的那位医生,马上用左手手掌把他的头狠狠地摁在地板上,2个手指把住他的上眼皮,右手拿止血钳一剜,整个眼球就出来了……
我呆在那里,我在发抖,全身是汗,已经虚脱了……
等待活体器官
这时,一个医生敲了一下隔板,副驾驶位上的军人开始用对讲机呼叫。很快,后面车门进来4个军人,用一个2米多长的黑色塑料袋把那个人整个套住。此时他已经不会动了,军人把他拖到车门外停着的、一辆带蓬的军用卡车上,开走了……
“把他送到哪去?”我问。
“很快处理掉了。”一个医生回答。
“砰”地一声,车门快速关上,启动。护士迅速把所有的手术服、手术帽、橡胶手套收拾好,放在一起,等待回去销毁。军车晃着警灯,鸣着笛,在前面开道,面包车以特快速度往回开……
回到沈阳陆军总院,有2个手术室的灯正亮着,那是正在手术启用的标志。我们很快把器官送到手术室。此时,手术台旁边已经站着另一批手术医生,他们早已准备好。
当时,我全身软弱无力,已经不能再做任何事。科主任还想让我上手术台,锻炼锻炼,但看到我的情形,就让我在一边休息。我在旁边坐着,隔着几米的距离,我能看到那些医生正在做器官移植手术……
精神几近崩溃
手术结束后,大家一起到一个高档饭店吃饭,所有人都一言不发,闷头喝酒、吃肉……
我木然地坐着,活摘器官现场的一幕幕,就像电影一样,不断地浮现在眼前,我全身细胞都处在恐惧之中。看着眼前的大鱼大肉,我只想呕吐,什么也吃不下。
我向主任请假,要求回家休息,主任同意了。我连宿舍都没回,直接回家了。
我开始发高烧,我妈妈问起怎么回事?我不敢说实情,只是简单地说参加了一个手术。我妈妈以为只是普通的外科手术,并没有当回事。我不敢跟家里任何人说起,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眼前显现的都是那个恐怖的场景:那个用淡蓝色布帘封闭的面包车内,所有人都穿戴着白色手术衣、白橡胶手套、白帽子、白口罩,只有2个眼睛露外面……护士举着强光灯往下照射着……底下躺着一个年轻的生命,我们的同类,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正被活体摘取器官……他的那双眼睛,那个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苦的、恐惧的眼神,就那么恐怖地看着我……看着我……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觉快要疯掉,整个人要崩溃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经历多年的心灵挣扎,那种恐怖的记忆仍然无法抹掉……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体验那种痛苦。多少年来,我不想去触及,有意回避它。只要一提起这件事,我就无法自持……
一方面,我的内心极度不安,亲眼见到鲜活的生命遭受虐杀,我承受不起再刺激,我不想再提起;另一方面,我担心被中共追杀,被灭口……无形的精神压力,使我痛苦不堪……
从那以后,我不想与任何人接触,不想接触社会,我变得非常孤独。
记者:2015年那次访谈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半,历时7个半小时。过程中,郑治时不时地泪眼模糊,但全程没有哭出声过。
在离开之后的几个小时里,郑治每隔5分钟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他担心我的安全,担心我被特务追杀,反复叮嘱我:“不能报,不能跟任何人说起。”我感受到他的善良和体贴,也被他的恐惧深深地带入,仿佛我变成了他,也成了活摘器官的参与者,我惶惶不安,什么也做不了。
5天后,我终于决定完成手稿,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郑治最终也同意发表,用化名乔治。为了避开坏人寻找到蛛丝马迹,我们开车在多伦多市转悠,找了好些地方,终于找到一个空旷地。那是一个冰雪覆盖的草地,在昏暗的天空下,我拍下了他的背影。
2015年,旅居加拿大郑治用乔治化名,曝光了中共1994年代亲历的一次活摘器官的全过程。(伊铃/大纪元)
文章见报前夕,他要求我帮助他离开加拿大,他担心被特务追杀。就在我把一切安排就绪时,他突然告诉我,护照过期,需要一个月才能办理好。
8年后的今天,郑治又坐在我的面前,尽管眼神仍然有些不安,但更多的是平静、坦荡。他告诉我这8年的生活经历,也爆出了更多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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