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大纪元 作者: 李圆明
中共官场机构臃肿，人员冗沉。刘局长提供的通讯录显示，财政局有10个副局长，其中7名副局长等领导职务，被转为非领导职务，即所谓“吃空饷”。（受访者提供）
《湖南前局长访谈（一）：中共官员吃空饷》
来自湖南岳阳的刘局长是一名基督徒，因忍受不了官场黑暗腐败，于今年一月辞官。他披露，中共官员常年吃空饷，机构臃肿，人员冗沉，这都直接增加老百姓负担。
刘局长是一名高级农艺师，作为技术干部被提拔成为官员，29岁就已经进入官场。他介绍说，自己所在的层面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老百姓能看得见的官场。
虽然在技术上面有建树，但是由于他不愿意在官场上与人一起腐败、嫖娼、干坏事，同流合污，所以被当作异类边缘化，这让他感到痛苦压抑，受到排挤。
“所以我对中国（中共）的官场深恶痛绝，为老百姓也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值，觉得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他说，“给老百姓办事层层盘剥，一些经费直接截留、挪用了。直接增加老百姓负担的就是吃空饷。”
官员吃空饷 增加百姓负担
他举例说，本来一个局，按道理来说，就是一个局长，两个副局长，最大的局就是一正四副。行政上也有规定，所谓“机构编制三定方案”，就是定人员，定职数，定机构。
但是官员手上有权的，就安排自己的亲信朋友，或者随意地提拔人，一个局里面副局长两个就变成四个，变成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像岳阳市君山区有的局甚至有十一个副局长。
刘局长提供的一本老通讯录显示，君山区政府办有一个主任，八个副主任；财政局有一个党组书记、局长，十个副局长。其领导班子里还包括纪检组长和其他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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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场机构臃肿，人员冗沉。刘局长提供的通讯录显示君山区政府办有一个主任，8个副主任。（受访者提供）
在新通讯录中，君山区财政局变为一个局长，三个副局长，原来的副局长没有了职务，标注为“正科级干部”。
“通讯录上列的都是在职干部，而不是退休干部。什么正科级干部，主任科员，这些都是以前的副局长‘改非’了的，吃空饷的。”他说。
“改非”，全称叫领导职务改成非领导职务。刘局长披露，干部配备太多，负担太重，就造成了教师、医生这些事业单位的干部发不出工资。有的人连续几年向中央写信，后来就开始搞机构改革，去精简这些干部，叫做“改非”。
“一般到了53、54岁，组织部就找他做工作，说你这个副局长就不要再当了，就是改成非领导岗位了。但是工资待遇，包括工资晋级，包括公车补助，包括公款消费都保留，你可以不来上班了。
“那有的干部就觉得，我买官到现在还没干好，离正常年退休还有六七年，不要现在改非。那就有纪委去跟你谈话，接到群众举报，你有什么贪腐问题，作风问题，组织问题呀，一查小问题免职，大问题就要坐牢。
“或者组织上通过人事关系调动，把你调到偏远、穷困的单位去，你如果不去，他就说你不服从组织安排，根据干部管理条例，他就可以就地把你免掉。这干部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就改非呗，乖乖地就把这个职务让出来。空缺的地方，他们马上又开始卖官鬻爵。”
刘局长指出，这种改非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他们确实可以不上班，工资待遇都是一样的，甚至回去带孙子，做第二职业，在外地去旅游，在国外去定居都行。这些年都形成了约定俗成。
“准确地说这叫领导干部吃空饷，吃国家财政的空饷，这部分人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还有很多事业单位，什么劳务派遣人员，这些人吃空饷的更多，那些人属于地方财政拨款。”
“只有一些返聘的可以上班，一般都是那些会拍马屁的，跟党组织、腐败集团靠得很近的那些人，拿着自己那份工资，加上返聘工资。这种无形中又增加负担，增加了财政开支。”他说。
一个县有多少局？
刘局长指出，本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就不会存在吃空饷。但是他安排了这么多人，一个是严重的超职数配备干部，第二个是超机构规格提拔干部。把副处级提成副厅级，待遇工资就高了很多，老百姓的负担就增加了很多。
早年陆媒也有报导，四川省某贫困县有14个副县长。江西德兴设10个副市长、河南新乡设11个副市长等都曾被网络热炒。
网传图片显示，中共治下，一个县被设置了68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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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局长表示，中国（中共）政府是一种大政府，机构设置在中国这个官场，它就希望把方方面面的管起来，所以它的机构设置就非常多。整个机构是由“部、办、委、局”组成，比如“组织部”“老干办”“纪检委”等等。所有的局只占党政机构的四分之一层。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擅自增加机构，叫做政府非组阁局。比如说根据县里的需要，还可以向上面去申请，去增加一些机构。
比如，城市的中心城区，有一些征地拆迁的任务，就可以设一个征地拆迁安置中心，或者征地拆迁安置局；农业区可以设惠农局；偏远农村修路就设一个偏远农村公路局。
还有明目繁多的临时机构，如：应急协调处理中心，综合治理办、邪教处理办、610办等等。
“这个时候又多了一个机会，多了一个部门了。可以先把人安置进去，享受财政拨款，就是说所谓的吃皇粮。有了编制之后，这个局好他就留，不好，他就往其它地方调。”
“吏制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刘局长指出，官场卖官鬻爵非常严重，一个干部从提拔开始，提拔成副科级要一、二十万块钱；提到正科级干部要二、三十万，四十万元；从一个小局到一个好一点的局里去，没有几十万元搞不定。而且你不是他（这个官员）的人，你花几十万都没地方去送。
比如，一个县长要安排一个教育局长，那一定是他信得过的，听他话的。没能力不要紧，没能力伤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教育上的管理无能、腐败，或者是误人子弟。
“这就是官场上面另外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那些唯唯诺诺的、居心叵测的、毫无能力的这些人，就被选到了重要的工作岗位。”他说，“为什么出现‘官二代’？这些办事无能的人身居权力中心，就属于这种情况。老百姓该办的事没有人去办，这些人坐在领导岗位上，根本就干不了事的。”
刘局长说，这种情况就造成了权力落到那些庸人手上，甚至落到人渣手上。这个人虽然没有工作能力，但是贪腐能力是很强的，他就疯狂地贪，胆子又大，就把这个单位搞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他美其名曰工作需要。越是好单位，走关系安排的人越多，一个好单位就变成了差单位。一个企业也是一样，领导的亲戚朋友争相安排到好企业里面去，这个企业就不堪重负，就变成了亏损企业，就倒闭。所以说吏制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湖南前局长访谈（二）：组织部的黑箱操作
来自湖南岳阳的刘局长是一名基督徒，因忍受不了官场黑暗腐败，于今年1月辞官。他披露，中共官场上经常搞人事调动，其实是一种潜规则，官员的集体分赃。
访谈中，刘局长进一步谈到吏治腐败，即人事腐败。在中共官场上，真正有才干的人选拔不上来，被无德无才的人排挤掉，出现一种逆淘汰。
他表示，在人事安排上面，组织部有很大的权力，因为干部的档案，干部的考察，都在他手上具体操作。
“他们就是集体分赃。”刘局长介绍说，“组织部长提的人，你区委书记或者上面不通过的话，下次你安排的人，我也不通过。在组织上卡，通过考察说这个人不合格，群众不满意，或者档案有问题等等。”
“如果他同意，这个人是书记或者副书记提的，明明知道他档案造假、学历造假，他不说，一上常委会研究就通过了。所以他们就是在分赃，你的人我同意，我的人你同意，形成那种默契。”
做为市委、区委常委也是一样。“虽然他不是分管组织人事的常委，是管文教卫生的常委，他要提拔卫生局长、文化局长或者教育局长，你组织部长要是不同意的话，下次你提的人，那他也是一个常委，也不同意你的。”
“大家其实都是心知肚明，都是搞腐败嘛，你同意了我的，我同意你的，大家都好。老百姓就负担重，就吃亏呗。”刘局长介绍，国家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比如地方财政本来要缴一个亿，现在就需要缴五千万就可以了，因为有这么多的公务员要养。
区常委会上的“默契”
刘局长表示，只要提出任命方案来，在常委会上没有不通过的，不通过的事例很少。大家都按照这种潜规则，把红包送足，把该走关系的人走通，这是前提。
比如说，水利局局长要调到财政局去，当然水利局也是一个好局，但财政局比水利局大。哪怕他已经花了上百万、几百万到了一个水利局的局长位置上，要平级调到好的局，还要花这些钱。
首先，他要跟主管农业水利的常委说好，把红包打足。然后提出来向组织部门申请，组织部长的红包要打足，组织部长要同意去考察你。还要把原来的财政局长挪一挪位置。
那么，财政局长他也不愿意挪，至少要调到副区长或是人大去，解决一个级别问题他才愿意走啦。所以要把原来的财政局长调走，才能够实现这个水利局长的愿望。就这么暗箱操作，暗地里交易。
刘局长说，“为什么中国（中共）官场就愿意搞这些什么人事上面的事呢？搞人事调动，挪位置出来啊，包括实在没有位置了他要这些人‘改非’（领导职务改成非领导职务），实际就是腾位置出来。
“管它财政负担得起，老百姓是不是负担得起？老百姓反正又没有反抗的权利，又没有执行权，更没有参与权，更谈不上什么监督权。”
异地交换安排职务
官员异地交换安排职务非常普遍。刘局长介绍说，比如一个A区的区委书记，他要异地安排他自己的人，亲戚朋友，或者情人之类的，他就要跟B县的县委书记打招呼，给他安排哪个人，或者搞哪一项工程。
B县的县委书记他也有条件，就要在A区帮他也安排一个人，就换着安排，美其名曰好像本地安排的这个人跟他们没关系，他也不认识。这样的例子很多。
刘局长举例说，以前岳阳市君山区有一个组织部长叫卢某仁，在他手上造成大量的“三超两乱”，即超职数配备干部、超机构规格提拔干部、超审批权限设置机构，擅自提高干部职级待遇、擅自设置职务名称。
卢某仁的女儿就是通过异地交换安排，安排的职务非常好。“他也是玩得很过火，只要是朋友打招呼，只要是有人送钱，他就可以安排人。那是破格的安排。”
“所以大陆有时候爆出来，那些什么坐台小姐啊，一夜之间就成了哪个局的什么党委委员啊，这个情况从这些内幕就可以得到解释。”刘局长说。
组织部的贪腐与黑暗
君山区还有一个组织部长安置的实例。刘局长说，“现任的君山区组织部的副部长叫刘某格，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问题青年。她的爸爸是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一个女儿娇生惯养，很叛逆不听话，用当地方言说是一个烂仔。
“刘某格读书也读不进去，她爸就在师范学校勉强搞了一个文凭，给她安排一个教师岗。当时二十多岁，她突然说要谈恋爱，一个人跑到美国找男朋友去了，在美国待了大约半年多，朋友没谈好，就只能回去。
“回去以后她就更加自暴自弃，也不上班了。挡不住她爸爸是组织部常务部长了，又给她安排工作。先做什么临时工，在哪个企业搞一个编，又慢慢地安排在她父亲跟前，在组织部打字搞文印。在组织部站稳了脚以后，就一步一步地提拔成组织部的副部长。”
组织部虽然贪腐黑暗，对干部的出境管理却十分严厉。
刘局长介绍，从2014年，组织部就以下文件的形式收缴公务员护照，交给组织部保管，不交护照要受到纪律处分和组织处分。
刘局长多次想要拿回护照，去国外参加儿子的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组织部都不同意。“三年疫情，我知道的没有任何公务员能拿到护照。”他说。
他回忆说，三年疫情管控，封闭了国门，说什么防病毒，不让国外有联系啦，航班都断掉了。老百姓的一般护照，什么商务、旅游的都停掉了，连留学办护照都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才稍微开一点口的时候，大家买几万块一张的飞机票都挤破头。
去年年底，刘局长的儿子要结婚了，他再一次向组织部要求拿回护照。刘局长的护照是2011年办的，到2021年就过期了，但是护照上有一个2015年的美签，是十年签。
“刘某格接手这个事后，她就搞不懂，她以为这个护照过期了，连同美签都过期了。她虽然百般地卡，但是她认为那个已经作废了，她就给我了。”他说，“如果不是她这么不懂的话，她不给我护照的话，我还根本没办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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