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31日星期三

习近平:年轻人要学会吃苦;年轻人:我要润

格洛丽亚·李急于找工作。去年6月毕业并获得平面设计的她从秋天开始找工作,她希望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大城市找一份月薪7000元左右的初级职位。她只拿到了几个实习机会,每月仅1400到2000元,没有任何福利。

今年5月,她在两天内给200多名招聘者发了消息,并向32家公司投递了简历——却只获得两个。她说她会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以前不愿考虑的销售工作。

“往前10年或者20年,社会上都是欣欣向荣的那种感觉,到处都有机会,”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现在你即使想要去争取一些机会,但是你深知都已经看不到可以朝哪个方向走。”

随着中国跌跌撞撞地走出疫情,该国的年轻人正面临创纪录的高率。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处于挣扎中。然而,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告诉他们,不要再觉得自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或不能到农村去。习近平指示他们,应该学会“吃苦”。

许多年轻人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自己通过刻苦学习拿到了本科或研究生学位,却发现就业市场萎缩、薪资水平下降和工作时间延长。现在政府还叫他们吃苦。为什么?

“我觉得叫我们吃苦就像骗你一样,就是希望你无条件地去奉献,然后去做一些他们都不愿意做的苦差事,”格洛丽亚·李说。

父母和老师爱教育格洛丽亚·李这样的人吃苦是美德。现在还要听国家领导人这样说。

“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五一青年节头版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这篇关于习近平对年轻一代期望的文章,五次提到“吃苦”。他还以自己在“文革”期间下乡的经历,反复呼吁年轻人“自找苦吃”。

“放着好好的安稳日子不过,偏要让年轻人自找苦吃,”独立政治评论员蔡慎坤在Twitter上写道,习近平的提议是“对年轻人的蔑视”。

“这是一种什么居心?”他问。“要把中国年轻人带向何处?”

今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有1160万,创下历史纪录,每五个年轻人当中就有一人失业。这一代人在日益繁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而 领导人希望说服他们接受一个不同的现实。

青年失业率是中共非常重视的一个统计数据,因为它认为赋闲的年轻人可能会威胁到它的统治。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逾1600万城市青年送去下乡。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失业的年轻人返城,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该党接受个体经营或国家计划经济之外的工作。

今天,党的宣传机器正在炮制年轻人靠送餐、回收垃圾、摆小吃摊、打鱼种田过上体面生活的故事。这是官方的“煤气灯操纵”(一种心理操控手段,使受害者产生认知失调,质疑自己的感知力或判断力——译注),试图转移政府政策破坏经济的责任,这些政策包括打击民营部门、施加不必要的严厉的防疫措施,以及孤立中国的贸易伙伴。

许多人在精神上也存在挣扎。上海的张女士去年毕业并获得城市规划硕士学位,她投了130份简历,但没有获得任何工作机会,只拿到少数面试机会。她租住在一套三居室的九平米卧室里,以兼职家教为生,不到5000元的收入仅勉强糊口。

“前段时间情绪很糟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机器人,”她说,“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我不会感到无助,我不会感到无力,我不会感到沮丧、失望的话,我就会一直投一直投。”

但她意识到不应该对自己太苛刻。问题超出了她的解决范围。她不相信吃苦那一套。

“叫我们吃苦就是要去掩盖当下国内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就业岗位减少的情况,”她说。和我为本专栏采访的大多数人一样,出于安全考虑,她希望只透露自己的姓氏。还有一些人希望只用自己的英文名。

党传递的信息对一些人是有效的。郭是上海的一名数据分析师,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没有工作,他说他不想把自己的失业归咎于疫情或共产党。他责怪自己缺乏运气和能力。

他取消了网络游戏和音乐的订阅。为了维持生计,他从去年12月开始送外卖,每天工作11到12个小时。最后,他一个月下来刚挣了5000元多一点。他辞职了,因为那工作太累了。

换句话说,他吃不了苦。

习近平关于下乡的指示不仅与年轻人脱节,也和中国的现实脱节。12月,他告诉官员们“要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几周前的青年节,他回复了一群在农村地区工作的农业学生的信,赞扬他们“自找苦吃”。这封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引发了关于习近平是否会发起一场毛泽东式的运动,将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讨论。

这样的政策将摧毁许多年轻人及其父母所珍视的中国梦,即社会地位的提升。

王是中国西南部昆明的一名前广告高管,自2021年12月疫情对他所在的行业造成严重打击以来,他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他跟身为农民的父母谈起想回老家办养猪场。他说父母强烈反对这个想法。

“他们说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学习,就是为了让我不做农民,”他说。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体力劳动受到轻视。由于城乡之间巨大的贫富差距,农业的地位甚至更低。

“去找女朋友,人家一听说你是送外卖的肯定就不考虑了,”他说。如果当农民的话,他在婚姻市场上的处境会更糟。

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很明显,习近平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是一种倒退。

习近平“他每天都国家要伟大复兴”,毕业于英国一所顶尖大学、有互动设计硕士学位、目前尚未找到工作的史蒂芬说。“但复兴不是每个人去做体力活,”他说,由于机器人和其他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些体力工作很容易被取代。

他所在学校的13名中国毕业生中,有五人选择留在西方,在硅谷或华尔街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回国的八人中只有三人获得了工作机会。史蒂文今年搬回中国,以便离母亲更近一些。

经过几个月徒劳无果的求职,他和我为这个专栏采访的几乎所有年轻工作者一样,认为自己在中国没有前途。

“我觉得现在对我最好的出路,”他说,“就是说服父母让我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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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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