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6日星期四

为什么西安的贾平凹不会成为武汉的方方

武汉的跨年

这是一个伪问题,也是不太友好的问题,因为含有“你必须发声”这样的道德要求。每个人都只能要求自己发声,而不能去要求一个作家。

但是,如果我们忽略掉具体的人名,这个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在这次中,为什么没有像一样写日记的作家呢?

这不是说西安没有人在记录疫情,光是我知道的就有两个朋友在记录。只不过,西安没有自己的“有名望的作家”,自己的“城市知识分子”。

和方方并列,是因为他们具有相似的地位:,地方作协主席(贾老师好像还是全国副主席),在市民中有着极高的认知度。他们写日记记录什么,也不太容易被删除。

贾平凹不会成为方方,不一定是“缺乏勇气”。更深的原因可能是,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村作家”或者“陕西作家”,只是碰巧住在西安而已。他靠写农村故事出名,很少写城市里的事。

八九十年代中国出了一大批“乡土作家”,陕西就有贾平凹、路遥和三位,称得上是令人瞩目的群体。如果路遥和陈忠实还活着,一定更“德高望重”了,但是他们多半也不会像方方那样。

农村出来的著名作家,靠着一两部作品获得国家奖项,在省城立足,最高做到“省作协主席”。他们可能更靠近权力,因为这是奖项之外最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和认同的东西。

但是,方方在本质上属于不同的作家。她在武汉长大,读中学并且从武汉大学毕业,扎根于这个城市。对她来说,从亲友乃至市民中获得的认同,比“全国读者”那里得到的认可更真实。曾经看到一张照片,方方和几个本地朋友在一起,他们大多都和武大有关,都是这个城市的“知识精英”。

方方能够感受到来自所在城市的支持,这给了她安全感和某种使命感。她也有足够广泛的关系网,让她获得一手信息。这个“关系网”不是成名之后才建立的“利益共同体”,而是从小就获得的友情,其中既有也有官员。或许正是这样的“认可”,才让有一种发言的使命感。

在西安,有哪个作家像方方那样有“市民气”?目力所及,没有这样的人。其实这是大多数北方省会城市的共同问题。北方城市大部分是“新城市”,其精英都是过去几十年从全省各地的农村选拔出来的,他们普遍缺乏一种扎根于城市的“现代性”。

提到西安,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古都”,在古代它曾是一流城市,官方也是这么定位。我们不知道“30年以来”的西安,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那位从咸阳机场出发步行翻越秦岭讨回家乡的,代表一种“西安”,那是全省人民的西安;那个租住在城中村出来买埋头被防疫人员殴打的男子,代表的是另一个“西安”——这个形象是模糊的,没有根基的,随时可能消散的。

相比之下,武汉的“过去一百年”则要丰盈得多。1949年之前,它曾被称为“东方芝加哥”;不管是码头还是后来的工厂,以及江汉路上的商业传统,都让它拥有更强的“都市性”。九十年代文学繁盛,能够代表武汉的是方方和池莉——女性的,市民气的,而不是乡村的。

疫情给我们重新打量城市的机会。一些人盛赞模式,有一个原因是上海人更有“市民传统”,而不是只靠一个张文宏,反过来说,如果张医生是在西安工作,又会怎样呢?

还记得他第一次走向公共舞台,是在开会要求“有危险党员先上,而不是让群众顶在前面”,这让他成为一个话题人物。上海媒体进行追踪报道,每天采访他,让他成为一个“明星”。记得当时我和几个媒体朋友讨论这个话题,大家的共识是“这很敏感”。如果换一个城市,会是怎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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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城市的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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