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日星期六

袁红冰:“郭文贵现象”异化──把我们创造的“神”送上政治断头台|大纵横16

文章内容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郭文贵欲借其对“五一共振”的攻讦,又一次向献上投名状,表明其再做暴政鹰犬的拳拳之心,忠诚之意。实施以恶制恶的根本策略,构成对“郭文贵现象”的解读的行动支点。“郭文贵现象”的彻底异化将在中共2018年两会之后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创建“革命全球协调中心”,以应对“郭文贵现象”的异化,即使因此与郭文贵分离也在所不顾。亲手毁灭我创造的“神”,已成为我无可回避的政治责任;我必定将他送上斩“神”的政治断头台。

选自《大纵横》第16章: “郭文贵现象”异化──我和战友决意把我们创造的“神”送上政治断头台

对于二○一七惊艳华文网路世界的“郭文贵现象”,从中共千万贪官污吏,到亿万芸芸众生;从心怀怨毒之恨的伪类,到自诩所谓“客观公正的”自媒体人;从被郭文贵始乱终弃的民运“政治弃妇”,到沦为历史运动可有可无看客的“海外民运”组织,等等都从不同角度作出情感风格迥异的解读。

不过,真实的历史和我一起确信,我和我的战友对“郭文贵现象”的定位,最富创造历史的激情和能量。

一次中国反抗运动借势崛起的机遇,一次当代中国民主革命党人大集结的机遇,一次摧毁太子党假借伪反腐运动重建暴政道德基础的努力的机遇——这就是二○一七年我和我的战友对“郭文贵现象”的政治解读。

实施以恶制恶的根本策略,构成上述对“郭文贵现象”的解读的行动支点。在此,所谓以恶制恶策略的具体内涵如下:

利用郭文贵这个中共暴政孕育出的邪恶人格能量,借助他对中共暴政的政治领袖级人物,即王岐山的私仇,通过爆料的方式,让中共暴政的政治、经济、人性黑幕,成为阳光下的丑陋,进而形成全民觉醒、全民控诉,直至全民反抗暴政的态势。

为实现以恶制恶策略的上述内涵,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郭文贵试图实施通过爆料要挟中共的战术,那么,他爆料的毒舌就必须死死缠住王岐山的脖颈,令王岐山处于政治窒息的痛苦中——如果说当前中共暴政的皇冠人物是习猪头近平,那么,暴政的政治支点人物就是王岐山;让王岐山痛苦,就意味着使中共暴政痛苦,而且痛得深入膏肓。

其二,为“郭文贵现象”注入民主革命之魂;进而驱赶郭文贵——这个因官场、商场倾轧受到中共暴政放逐的奸商恶贾,这个为报个人私仇而实施爆料活动的原秘密警察的告密者——走入政治范畴,最终形成亿万网民参与的网路爆料革命大潮,为现实中的全民反抗运动作舆论准备。

自二○一七年初夏起,至二○一八年早春,经过我和我的战友纵横捭阖,默契配合,基本满足了上述两项条件,遂使以恶制恶的策略思考得到基本实现。二○一八年三月初,以日本“援郭会”为发起人,我们展开全球十五个城市或地区的民主战车大巡游。这是八九“六四”以来,中国反抗运动唯一一次全球联动性的运作。

海外民运衰草残花的颓丧状态之下,在“海外民运”大老大都因年老而政治阳痿,丧失挺枪跃马、挑战暴政锐气的背景之下,我和我的战友借爆料革命之名,创造了一次中国反抗运动的奇峰突起。全球联动性民主战车大巡游,既是“援郭会”组织化能量的一次令时代炫目的爆发,也是当代中国民主革命党人借壳上市,瞒天过海,成功实施准组织集结的能量显示;当然,这更是爆料革命达到巅峰的标志。

立于巅峰,本应傲啸长风,睥睨八方,以抒创造历史的英雄情怀。然而,从思想深远处涌起的不祥预感,却如重重黑云闯入我的视野——在二○一八中共两会之后,郭文贵很可能同我坚守的民主革命政治意志公开决裂;一旦挣脱我的政治绑架,“郭文贵现象”势将异化成中共暴政摧残中国海外反抗运动的邪恶力量。

自中共之后,我就揹负上述沉重的预感而前行。

中共十九大,王岐山没有进入常委,郭文贵为此而亢奋得犹吞食春药的公驴;王岐山也没有走进秦城,郭文贵为此而表现出落汤鸡般的失落——郭文贵的情绪就在亢奋的公驴和狼狈的落汤鸡这两极之间疯狂地震荡。

十九大之后,特别在王岐山“当选”人民代表之后,对中共暴政政治逻辑有常识性理解者,都会由此得出一个判断:王岐山将通过二○一八中共两会,“当选”国家副主席,从而以“垂帘听政”的方式,继续控制中纪委和新组建的超级国家恐怖主义机构,即国家监察委员会——习近平要保持王岐山这柄权力斗争之刀的锋利,以震慑体制内权力斗争的异己力量。

习近平甚至要求联袂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这表明习近平毫不顾忌地昭示天下,他登基成为不受任期限制的共产帝王之后,要继续倚仗同样不受任期限制的王岐山,这柄浴血的斩杀权力斗争异己之刀,杀人立威;习近平显然极其理解共产党权力哲学的真谛——通向共产帝王神殿的陡峭石阶,必须用权力竞争者的头颅、白骨和红血筑就。

习、王魔鬼联盟将借诸二○一八中共两会得到另一种形式的巩固;王岐山也势将“王者回归”,垂帘听政于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共两会之前,这种政治趋势如此清晰,就算蠢猪也不会误解,可是,郭文贵却固执地断言,中共两会之后王岐山“盗国贼”集团必定失势。同时,郭文贵对所有同他的这个荒谬“断言”相悖的观点,表现出近乎歇斯底里的仇恨——他的神经已经脆弱到无法承受任何不同声音的程度。

鉴于郭文贵上述几近迷信般、难以理喻的荒谬判断,有人认为他的政治智商低于蟑螂;也有人相信他是在同中共“勾兑”过程中受到欺骗。不过,据我分析,与其说郭文贵受别人之骗,不如说他是在自欺;与其将他的误判归因愚蠢,不如归之于他内心的怯懦——他没有胆魄直视真相,而只能在幻想中找到活下去的勇气。

但是,幻想总会在现实的秋风中凋残。对于郭文贵而言,“借中共之刀,斩私人仇敌王岐山之头”的幻想,在中共两会之后必然破灭。幻想彻底破灭之后,人会进入绝望状态。没有经过绝望的焚心之苦者很难理解一个真理:绝望的极致之处呈现出的,并不是一片苍白冰冷的死亡灰烬,而是另类的生命活力的喷发——回光返照式的生命活力将如烧红的屠刀,在白骨上划出炫目的疼痛;绝望会异化成疯狂的求生能量。

鉴于郭文贵对王岐山政治前途的误判,在二○一八三月中共两会之后,他定然陷入绝望状态。郭文贵绝不可能像有些朋友推断的那样,在绝望中勃然奋起,彻底反噬中共暴政,因为,对专制权力的奴性崇拜构成郭文贵的人格基因,对中共暴政的“恋母”情节是他唯一真实的政治情感。

我判断,郭文贵的绝望中裸露出的只有对中共暴政奴性的怯懦,以及受虐狂式的忠诚——郭文贵将五体投地,匍匐在暴政脚下表述他的奴性;将以对爆料革命的出卖,对民主革命意志的无情戕害,证明他对暴政受虐狂式的忠诚。

根据上述判断,我向我的一些战友发出预警:“郭文贵现象”的彻底异化将在中共两会之后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创建“中国爆料革命全球协调中心”,以应对“郭文贵现象”的异化,即使因此与郭文贵分离也在所不顾。

“亲手毁灭我创造的『神』,已成为我无可回避的政治责任;我必定将他送上斩『神』的政治断头台”——这是当时我只对我的顽石之心表述的决定。因为,我不得不承受属于聪慧者和果决者的双重孤独。我甚至没有明确向我的战友说明毁灭“神”的终极意图。那是由于我深知,毁灭“神”之举与重大政治风险同在,即使我和我的战友具有“神”的创造者的资格也是如此——“神”一旦被创造出来,他在庸众非理性而猥琐的崇拜中,就获得独立于创造者的能量。

似乎出于鼠辈神秘的敏感和警觉,郭文贵彷佛意识到来自我的生命气场的威胁。显然是为安抚我,在中共两会前的一段时间,他频频发出各种企图引发我“政治欲望”的信息。

郭文贵在“援郭会”组群宣布,中共两会之后,二○一八年五月将召开一次阵容豪华的国际会议,组建“全球协调中心”一类组织,而且“必须由袁红冰教授出任主席”。同时,他煞有介事地要求潘晴、相林、郭宝胜、雾亭等人启动会议筹备程序。在与我的私人通话中,郭文贵则用能够熔化铁石的热情语调承诺,他早已经筹集到三亿美元,准备成立民主事业基金会,由我做基金会主席。

我端坐于远超尘世喧嚣的禅意寂静之上,冷眼俯视郭文贵费尽心机、巧言令色地演绎欺骗者的角色,不禁悲从中来。我为郭文贵而悲哀——这个只具备鼠辈小聪明的奸商恶贾,怎么会如此缺少自知之明,以为他有能力蒙蔽大智若愚者,如我。

当然,我也完全清楚,基于郭文贵机心百端的风格,他提出召开国际大会,成立全球协调中心,以及出巨资建立民主基金会,由我担任主席等等一系列概念,既是试图在中共两会之前,诱惑并安抚我和我的战友免生事端,使他能够利用“援郭会”全球联动的组织能量,做为与中共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也要利用上述一系列概念强化他为图私利、报私仇而要挟中共的效应。不过,在他所有的相关思考中,根本不存在实现任何承诺的设想——我观郭文贵阴晦暗冥之心,如看玻璃缸中的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其一举一动,一曲一折,皆入我眼中。

郭文贵知识浅薄,智商低俗,但是,就生存之道而言,他似乎具有某种直觉性的敏感,因此,他本能地懂得运用“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郭文贵在发出“召开国际会议;组建全球协调中心;成立民主基金会,并由担任主席”等一系列信息,对中共实施要挟的同时,仍然不忘寻机向暴政抛出政治飞吻——这个一飞几万里的政治之吻,就是郭文贵对吴建民、李一平发动的“五一共振”运动的攻击。

二十八年前,“六四”大屠杀的浓烈恐惧气息仍然如血色阴霾低垂于北京上空,我还处于北京大学当局的政治审察之下,李一平就追随我,发起一系列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反抗运动;《历史潮流》文集的出版、被禁,“奥林匹克饭店会议”的召开和组建“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构成当时系列反抗运动的核心事件。张显扬先生曾经如是评价上述系列反抗:“『六四』大浴血之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打响的反抗第一枪。”

被迫流亡海外之后,李一平也从没有放弃反抗暴政的初衷。此次吴建民、李一平发起“五一共振”,意在再次呼唤全民反抗运动横空出世于中国社会大危机之际。郭文贵却与中共同仇敌慨,展现出对“五一共振”恶意四溅的仇恨。虽经郭宝胜——当时他被普遍认为是“郭文贵特使”——的极力劝导,几番反覆,郭文贵最终仍然没有垂下刺向“五一共振”的剑锋。

当时或者现在,别有用心者或者黑白不辨者,总试图将郭文贵对伪类的恶骂和对夏业良一类政治弃妇的诅咒混为一谈。真实的情况则在于,对郭文贵而言,可谓“一般恶骂诅咒,却是两样情怀”。

伪类如李卫东、胡平、章立凡之流,借诸将王岐山推捧为有改革良知的天纵之才,企图使中国反抗运动在历史关键时刻继续迷失在改良主义的幻想中而无所作为。阴差阳错,伪类推捧的对象,恰是郭文贵的私人仇敌;郭文贵与伪类就因为这种命运偶然性而势成水火。

夏业良、刘刚、红薯宽一类酸腐小文人,既不知进退,不通权变,公然要假“国师”之名,主宰郭文贵政治意志;又不懂人情,不识奸商恶贾吝啬之心,竟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郭文贵金钱垂涎三尺的贪欲,所以才遭郭文贵始乱终弃,沦为蓬头垢面、摧腰缩颈、循墙而走的政治弃妇。

吴建民、李一平则与伪类和政治弃妇又完全不同。他们与郭文贵之间不存在“私人仇敌”的矛盾;对于郭文贵的金钱,吴建民、李一平更是如避腐尸之臭,掩鼻而退,唯恐不及。可见,郭文贵只是欲借其对“五一共振”的攻讦,又一次向中共献上投名状,表明其再做暴政鹰犬的拳拳之心,忠诚之意。

更有处心积虑混淆视听者,把郭文贵恶骂伪类、诅咒夏业良等政治弃妇之事,与他攻讦“五一共振”混为一谈,统称为“攻击民运人士”。这乃是居心叵测者的一个政治阴谋。他们不过是试图以此一举,借吴建民、李一平等誓死不屈、决战暴政的民主革命派人士的清誉,为伪类遮丑,为政治弃妇遮羞——其意可鄙,其心可诛。

二○一八年二月初,我赴美西和巡游演讲,郭宝胜随行。我此行目的在于,考察各地“援郭会”成员对于郭文贵观感,以判断我一旦实施灭“神”方案,会引发怎样的效应。

我在拉斯维加斯期间,李一平从洛杉矶赶来会面。多年不见,李一平已是霜染黑发,但是,他的眼神依然坚定而炽热,犹如烧成暗红的顽石。会面之后,李一平表述的主题,可以概括如下:

在郭文贵向“五一共振”宣战的情况下,希望我保持沉默,不要参战;只要如此,我就会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如果郭文贵得势,我做为爆料革命的灵魂和郭文贵的“国师”,也自然会趁势崛起;如果“五一共振”得势,基于李一平和我之间的师生关系,也就意味着我的成功。

李一平的这番话充满世俗利害权衡的“说客”之辞,显示出时空距离所产生的陌生感;他如此劝诫,至少表明对我有两个方面的“不理解”。

首先,李一平没有想到,我,被誉为爆料革命“定海神针”的“袁三条”的确立者,“郭文贵保卫战”概念的提出者,组建全球“援郭会”的创意者,会思考择机从政治上摧毁郭文贵的“神格”——他忘记了我是一个鄙夷个人利害权衡的理想主义者,尽管我有洞察人性险恶之智。

其次,李一平用“左右逢源”的功利诱惑对我说项,显然是不知我的哲学“修炼”已进入“丰饶虚无”的超佛之境,不知我的心灵已回归天启,升华为一缕对东方文化唯美之灵的艳紫的迷恋;滚滚红尘中与个人相关的功利实用主义考虑,距离我的心灵实在比生与死还要遥远,我所以还保持几分对政治的关注,除为坚守与暴政决战百年的少年誓言之外,只是渴望我的故国能成为思想自由的圣土。

我对李一平的回覆,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对于郭文贵,我从未有过人格和政治哲学的信任;我的全部政治思考集中到一点,就是无情利用郭文贵的私人仇恨和生命能量,实施以恶制恶的策略设计,让民主革命意志“借壳上市”,即借“郭文贵现象”之机崛起,形成一次让中共暴政痛苦的中国反抗运动高潮。

其二,经过约一年纵横捭阖,从民主革命政治意志的角度审视,“郭文贵现象”不仅被利用的价值接近干涸,而且正在异化为与中共暴政沆瀣一气的政治能量。

其三,基于上述判断,我决意,以釜底抽薪之策,摧毁异化的“郭文贵现象”——不是简单地与郭文贵个人决裂,而是摧毁郭文贵政治道德的基础,剥夺其利用“爆料革命”和“援郭会”的组织能量服务于中共暴政的可能。

其四,我和我的战友为“郭文贵现象”注入民主革命政治意志之魂,遂使爆料革命获得二○一七年中国反抗运动主题曲的荣耀;现在,预见到“郭文贵现象”趋向彻底异化之际,我们摧毁郭文贵政治道德基础的行动,势必在关注和参与者中引发强烈震撼,进而造成“援郭会”的瓦解之势,因此,为收割爆料革命金灿灿的组织能量千里麦穗,我们必须形成一个全球性组织形式,从而在“援郭会”瓦解后,为爆料革命的战友们重建政治情感的家园,也为民主革命党人的集结提供初级组织形式。

其五,为实施上述政治设想,我还需要两三个月的准备时间;一旦开始动作,希望“五一共振”平台能与我们形成联动之势,共同剑指中共暴政。

依据“用人不疑”的原则,也依据我坦荡如大漠荒野的天性,除细节外,我将下一步行动的原则向李一平全盘托出。

世事无常,人心险恶;“坦荡”是最危险的事业之一,但同时也是进行真诚交流的最有效率的方式。我对李一平的坦荡却只意味着真诚交流的效率,而没有危险,因为,我相信李一平不会出卖老师。当然,为对爆料革命的战友负责,我也没有把斩杀郭文贵“神格”方案的细节逐一向李一平介绍——有人说“魔鬼在细节中”;我却愿说,细节不仅是魔鬼的巢穴,也可以是天使的栖息之处。

此次美西和加拿大之行,我获得一个总体感受:习近平明确释放出欲加冕为共产帝王的信息之后,郭文贵仍然不变他对习近平的“千年圣君”之称,这已经引发爆料革命关注者和参与者普遍而强烈的质疑;郭文贵对“五一共振”无理取闹式的刻毒攻讦,则在具有民主革命意识的人士心中,播下“反叛”的种子。

我和我的战友用民主革命政治意志成功绑架“郭文贵现象”,才使二○一七年爆料革命升华为中国反抗运动的史诗。现在我预见,两会之后郭文贵将彻底实施反绑架举措,或者说要用其基于个人私利的意志绑架我和我战友,以及各地“援郭会”。如果郭文贵的企图得逞,“郭文贵现象”将从根本政治立场的角度异化,“爆料革命”最后只能沦为中共狗官内部帮派斗争的能量。

“是郭文贵逼迫我们做出决断。”

——我如是对我的战友说。

此次美西、加拿大之行期间,我便和郭宝胜、赖建平,以及洛杉矶“援郭会”灵魂人物保卫初步商定,四月或者五月在东京召开会议,创建“中国爆料革命全球协调中心”,以民主革命政治意志的名义,收割二○一七年爆料革命的政治和组织成果,剥夺郭文贵以其私利绑架爆料革命的权利和可能。

我和相林心有灵犀,此前早已形成相关的共识;相林也承诺由日本团队承担会议全部的会务和接待工作。

我已设好“十面埋伏”,只待郭文贵在中共两会之后推动“郭文贵现象”异化之轮。据说,猎人屏息噤声注视猎物进入伏击圈时,才会感觉到充盈着紧张期待的静默——那是人生中最令人神往的境界之一。可是,此次旅行的终点,我在温哥华机场候机准备离去时,只有血色暮雾般的悲情漫过我荒凉死寂的心;那是为我不得不亲手摧毁自己创造的“神”而悲情苍茫;当然,那种悲情并不表述软弱或怜悯,而只是属于顽石的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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